陈永杰（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教授）

随着教育部成立校外培训监管司以及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一些教培类企业随之大幅度裁员，相信从今年暑假开始，很多中小学生的确不会再奔走于不同的“兴趣班”和“辅导课”之间了。如此大的政策改革，的确是在回应很多家长在考虑生育时抱怨的养育孩子成本太高的社会问题。然而，所谓釜底抽薪，抽掉校外培训的这把“薪”，是否足以缓解“教育成本”过高的问题，很值得深入思考。

诚然，当代中国人深感困扰的很多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是由提供相关服务的资本炮制出来的。很多家长对课外培训的执念，相当大程度上是焦虑驱动的消费行为。近期很多针对教培行业上市股票公布的成本研究指出，付给教师的人力成本只占他们总成本的一到两成，而广告费用则往往超过一半。于是，明明小朋友还在“学前”阶段却生怕学不够，明明婴儿还没出生妈妈就得去参加胎教班。以百亿计的广告费用投入，正是要给潜在的消费者营造这股焦虑潮。这跟“618”到了，明明没什么缺的，但不下个单就感觉吃了大亏的原理并无二致。

然而，也有必要区分焦虑消费与正常需求，后者是前者的基础。焦虑消费并非无缘无故地被催谷出来，这与相关社会领域的现实格局相关。不少家长之所以投这么多钱让孩子上“兴趣班”和“辅导班”，目的大多不在能力提升，而更多地是为了应付各类升学考试。故此可以公道地讲，尽管以服务中小学生为主的教培行业的急速发展确与广告投入有关，但是课外培训能出现并生存，却源于很多家长有提高子女升学竞争力的需求。相应地，当前治理教培行业的改革推行后，假以时日等大家平静下来，应可摆脱由资本催谷出来的消费焦虑，但只要升学机制不变，从“做题家”到各种所谓的“综合能力”和“才艺”的评价标准不变，提升子女竞争力的需求就仍然会存在。这种需求是相关考试与升学压力促成的，不能视为异常。

因此，出台新政策把扮演“薪”火的资本力量从教培的“釜”下抽走，只能是消除家长焦虑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给子女报班上课的压力源于升学考试。升学考试模式的刚性，则来源于我们高校的层级结构：大概一百家左右的“双一流”名校和其余两千多家的“双非”学校。这个结构对应着起薪差异巨大的就业市场，而就业质量最终决定了一个人所处的阶层和群体。问题的本质是社会流动的路径仍待更宽。

值得指出的是，教培行业只是因势利导，“势”是一些高端民校垄断优势教育资源所造成的。众所周知，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大部分是重点公办高中的学生，因此对于很多家长而言，九年义务教育的竞争核心，就是把子女送进一家能大几率踏进重点高中的学校。过去二十年，在资源分配不均的格局下，虽然不断有就近入学、学区招生等改革政策出台，但同时高端民校也快速成长起来。近年来国家出台政策限制高端民校面试“掐尖”，结果有的学校就干脆提出“九年一贯制”甚至“十二年一贯制”，让交得起高价的父母“花钱买省心”。这是整个竞争被提前到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的背景，也是中小学阶段一些培训课能以高价销售的根本原因。

因此，即使我们暂时不去处理整个社会流动路径的问题，先集中精力处理中小学教育成本给家长带来的压力，教培行业的治理也只是首战，还必须做的是打破高端民校在各地升读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上的垄断地位，让普通公办学校不至于完全被排挤出这场竞争。但同样重要的是一个谈了多年的问题，公办学校的资源配置只应与人口分布有关。只有当公办学校质量有保证，同时在不同地市都能公平地配置，教育成本的压力才能真正得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