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西方国家贸易管制愈演愈烈，受其影响，我国国内经济循环出现了一些堵点。面临挑战，我国提出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想讨论两个问题：一国经济循环有些方面为何会被人“卡脖子”？参与全球化分工怎样才能防止被人“卡脖子”？

对一个国家来说，若某种商品之前一直是从国外进口，可突然有一天对方要限制该商品的出口，而进口国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这样就被人卡了脖子。供应链中断，国内产业链也会有中断的风险。

为何会出现这种“卡脖子”现象？在我看来，最基本的原因是国际分工。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是从分工下笔，指出分工能提高生产效率，并且推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一个国家按“绝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增进人类福利。后来李嘉图又作了进一步拓展，指出一个国家即便没有绝对优势，按各自“比较优势”分工也可以双赢。

举个例子。假定甲、乙两国皆生产大米和布匹，但生产成本有差异：甲生产一吨大米的成本80小时，生产一匹布的成本90小时；而乙生产一吨大米的成本110小时，生产一匹布的成本100小时。自己与自己比，甲的比较优势显然是生产大米，乙的比较优势是生产布匹。若按比较优势分工，甲生产2吨大米而放弃织布；乙生产2匹布而放弃生产大米，然后用大米与布匹交换，不仅各得其所，且双方皆可节约10小时成本。

斯密和李嘉图的分工理论无疑是对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贸易自由。上面例子中，大米和布匹都是生活必需品，要是甲、乙两国中有一个国家限制出口，彼此则无法形成分工。理由简单：假若分工后甲国的大米不卖给乙，乙国人会没饭吃；乙国的布匹不卖给甲，甲国人会没衣服穿。由此可见，在国际分工条件下，若贸易受到限制就可能被“卡脖子”。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读者注意，我们以上分析的只是两个国家的分工。假若有甲、乙、丙等三个以上的国家参与分工，情形会不同。甲国的大米不卖给乙国，乙国可以从丙国或丁国进口大米，这样乙国也不会被“卡脖子”。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今天产业分工已经全球化，为何仍出现了被人“卡脖子”现象呢？对此我的解释，是与产品的全球供求状况有关。

是的，国际市场有供给过剩的商品，也有供给短缺的商品。一个国家对供给过剩的商品有需求，自然不会受制于人，但若对供给短缺的商品有需求，却容易被人卡脖子。

据此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国际分工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可以共赢，但若某产品在国际市场供给短缺，而国内又对其存在“刚需”，那么就不能放弃此类产品的生产。我在前面说过，国际分工格局形成后，贸易受到限制可能会被“卡脖子”。要是国际市场供给短缺的商品，一个国家也不生产，则迟早会被人“卡脖子”，这一点可确定无疑。

再想深一层：放弃全球短缺产品的生产会被人“卡脖子”，那么全球供求平衡的商品，自己能否不生产呢？我认为也不能。事实上，近年来西方国家主要是用关键核心技术产品（或零配件）卡别人的脖子。要知道，关键核心技术是稀缺性技术，但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却可规模化生产，供给并不短缺。产品不短缺而人家为何不卖？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为了卡对方的脖子。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讲：“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是的，一个国家若不重视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高度依赖进口，长此，被人“卡脖子”将势所难免。

总结一下本文要点：第一，“卡脖子”现象是国际分工格局形成后贸易受到限制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主张贸易自由；第二，国际市场供给短缺的产品往往会被人“卡脖子”，所以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我们绝不能放弃此类产品的生产；第三，关键核心技术是具有觅价权的垄断性技术，为防止受制于人，我们必须坚持自主研发。

最后再提一点建议。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基础性技术、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中国从现在起追赶，不仅所需投入大，短期内也不可能全面领先。可取的选择，是在颠覆性技术方面超前部署，重点突破。当年我们搞出两弹一星，争取到了几十年的和平。若发挥我们举国体制优势，在颠覆性技术上掌握主动权，以“卡”止“卡”，定可一举扭转被“卡”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