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融媒体长征车队近两天在成都停留，休整期间得以回顾之前行程的所见所闻，打捞一些历史的细节。翻看参观拍摄的相册，最不容错过的是一张《红星》的报纸版面。

《红星》是红军的机关报，1931年12月在瑞金创刊。长征期间，《红星》报是党中央、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当时唯一以公开文字记录红军长征的原始资料。遵义会议之前，《红星》报主编由邓小平担任，遵义会议之后由陆定一接任。

我们在参观走访的过程中多次看到《红星》报的身影。比如1935年1月的一期报纸上刊载了一篇《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这篇文章记录了1月1日强渡乌江的胜利。在此之前，红军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之下艰苦作战，但没有取得任何大胜仗，但在突破乌江天险时，“神炮手”赵章成三发炮弹“品”字形在敌军阵营中开花，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横渡乌江，最后一个连追着敌人两个团打。恰逢新年第一天，强渡乌江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军心，《红星》报详细记录了这次痛快的战斗，给红军打了一针“强心剂”。

（《红星》报关于长征强渡乌江的报道）

此外，《红星》报在长征过程中还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在1934年10月刊发的《红星》报作为长征中的第1期油印报纸，其中《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等文章起到了传达中央战略计划和积极动员战斗的作用。《红军占领桐梓城》、《王家烈叫救命》、《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传达了长征中的一个个喜讯，振奋了大家的士气。报上甚至还登载一些国内外大事，使红军战士能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国际时事。

《红星》报内容翔实，栏目丰富，但实际上，这份报刊的编辑部一共只有四五个人，除了主编之外，还有编辑赵发生负责刻蜡版，一人搞油印，两人挑报箱。赵发生回忆说：“《红星》报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着中革军委日夜行军，挤出时间办报......他们每天都要走80里路，最多的时候要走180里。他们在行军途中构思文章，一到了宿营地，铁皮箱子就是办公桌，然后写稿、编报、刻印……经常在国民党飞机轰炸中，支起摊子，坚持工作。”虽然现代科技不再需要繁重的油印工作，也不再有枪林弹雨的威胁，但这种行而思、静而记的工作节奏还挺像我们每天途中的行走札记。

实际上，长征途中的记录和报道不止有我们自己的《红星》报，作为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场伟大战略转移，外媒也在跟进它的进程。不过，红军飞快的行进速度和神出鬼没的军事战术常常让媒体记者跑不过长征队伍。1934年10月17日，中共红军就从瑞金出发了。而到了11月9日，《纽约时报》才有报道称大约有四万共产党部队正在离开江西和福建，这篇报道仅有轻描淡写的四小节，发表在第六版上。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得到有关长征已经开始的消息。

国民党方面的报纸也是一样，其报道一般都比实际情况晚5-7天。比如说5月5日，姗姗来迟的天津《大公报》报道提出红军的目标“看起来是四川”，而事实上，红军在6天前就已经开始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了，三天后渡江行动将全部完成。除此之外，国民党报纸对红军编造的“烧杀抢掠”、“酒窖洗澡”等传闻也成为长征途中的干扰杂音。

新闻常常被称为“历史的第一底稿”，《红星》报确实担负起了这样一种历史使命。共产党的宣传队伍能够克服一路艰难险阻，在凶猛炮火之中和艰苦的自然环境之下坚持新闻工作，的确体现了共产党自始至终对舆论工作的重视。当我们从泛黄的纸张和模糊的油字中寻找历史时，不同的声音相互交杂，时间流过后，嘈杂的传闻会黯然失色，清澈的记录自然会显出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