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金沙江后,我们的融媒体车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当年红军取道彝区,留下了一段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的佳话。
红军过彝区其实可以从舆论战的角度理解。长征途中,舆论战无处不在,比如在茅台镇国民党宣传红军“跳进酒窖洗澡”,在偏远山村渲染红军是“共产共妻、烧杀抢掠”的队伍,其实是对话语权的一种争夺。受当时的条件限制,尤其是进入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后,传闻很容易让人先入为主,产生误导。
对彝族来说也是如此,常年民族矛盾的积累,彝族对汉族本来就持排斥态度,而国民党在当地粗暴的统治手段更让彝族群众对当兵的没什么好印象,自然对红军高度警惕和反感。红军必须用行动证明和解释“我们是怎样的一支队伍”。
因此,才有了朱德总司令在冕宁县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的语言通俗易懂,像一首朗朗上口的打油诗。其中不仅抨击“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还表明红军来到川西后“尊重彝人风俗”、“不动一丝一粟”,宣扬“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不再受人欺辱”。随后红军队伍在彝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靠真诚和尊重获取了彝族人民的信任。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不仅第一次提出“万里长征”的概念,还宣传了民族政策的主张)
毛泽东曾评价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实际上就是抛开战斗本身,从信息和舆论角度来看长征的意义。通过长征,这支队伍不仅保存下自己的有生力量,还将红军的先进性、人民性传播开来。
细观历史,还能找到其中暗伏的脉络。红军长征虽然处在战争年代,夺取政权和争取民族独立是时代主题,但这期间的一些实践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治国理政积累了经验,现在的一些民族自治政策在当时就能看到一些雏形。
史料显示,在长征路上,红军陆续经过了12个省的14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彝、苗、瑶、壮、布依、土家、侗、纳西、白、傈僳、藏、羌、回、蒙古等少数民族直接交往。这些交往经验加深了共产党对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的了解,提高了对民族众多、民族社会制度不同现状的认识,为此后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打下了基础。
(礼州县田坝村当地居民新建起自家的新房)
在我们途径的西昌市礼州县,当地干部给我们介绍,这些年针对彝族群众的支持政策非常完备,大到扶贫异地搬迁,托管其医疗、教育等等保障,小到“板凳革命”,引导彝族群众培养健康卫生的生活习惯。从整个凉山州来看,也呈现岀生态文明的新风貌。整洁的村落、茁壮生长的鲜花水果等经济作物,还有家家户户新建的小楼,处处都透露着这里的彝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民族平等、安定幸福的追求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就可以体现。红军长征途径大凉山时,彝族其实被称为“夷族”,而解放后,毛泽东将带有歧视色彩的“夷”改为了“彝”,意为有米吃、有衣穿、有住处,寓意着民生安定、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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