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6月10日，人民银行副行长刘桂平在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要简单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国民财富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碳减排约束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碳达峰、碳中和”所需的巨量资金需求背后蕴藏巨大的投资机会，各类投资风口不断涌现。但要保持冷静理性，高度警惕“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各方应保持冷静判断、理性决策、审慎而为，认真做好产能预警与风险监测，真正做到上下贯通，左右均衡，进退有序，协力保障绿色发展行稳致远。

刘桂平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经济将在较长一段时期保持中高速增长，人均能源需求尚有较大上升空间，未来碳减排压力较大。据国际组织、科研机构测算，我国碳排放峰值将超过100亿吨，而美国碳排放峰值为57亿吨，欧盟约为44亿吨。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时间，远低于欧美国家50-70年的时间。

不过，刘桂平强调，“碳达峰、碳中和”不是要简单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国民财富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代价，而是要实现碳减排约束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未来几十年，绿色低碳转型将嵌入所有经济活动的内核，成为投资、生产、消费和流通等决策的核心逻辑。经济发展方式和人民生活方式将从不可持续的资源高度依赖型转向持续迭代的技术创新型。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求我们迎难而上，及早科学设置碳减排目标，部署切实可行的达标方案，出台规范、明确、可操作的绿色发展举措。金融部门将全力服务碳达峰、碳中和整体目标，完善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政策措施。”刘桂平称。

谈及碳达峰、碳中和之间的关系，刘桂平表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下称“30·60”）的目标存在着“达峰快则中和早、峰值高则中和难”的紧密关系。碳达峰不等于冲高点，而是要尽快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持续调整。达峰后碳排放很难陡然下降，可能需要经历一段峰值平台期。不同的达峰时间、峰值水平和平台期下，实现碳中和的整体成本差异较大。如果将二者割裂，不从一开始就着眼于碳中和的最终目标，将进一步压缩碳中和过渡期，增加转型压力和不必要的转型成本。因此，需全面、理性、科学认识碳达峰、碳中和二者的内在联系，做好顶层设计，坚持全国统筹。

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路径，刘桂平认为，绿色低碳转型需“两条腿”走路：一是刚才提到的绿色金融支持，二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其中，碳市场的核心是通过市场化定价，约束排放，激励减排，同时发挥金融的期限转换和风险管理功能，引导跨期投资，推动低碳技术的研发。这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及早设置清晰的碳排放总量目标，在总量约束下，由市场供求决定配额交易，形成清晰的价格信号，从而引导预期、稳定预期，促进低碳投资。

二是进一步发挥金融在碳市场建设中的支持作用。碳交易的底层逻辑是排放权的转移，包含配额分配、登记、交易、核查、评估等诸多环节，实际运行成本较高，限制了市场效率。引入更多金融机构和包括碳衍生品在内的金融产品，有利于发挥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降低交易成本。同时，绿色投资是典型的跨期投资，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风险大，亟需运用各种风险管理工具和方法。金融市场已有很多成熟的风险管理工具和运作模式，按照金融市场逻辑管理碳市场，有利于实现有效的跨周期配置和套期保值。金融系统将积极配合、主动适应碳市场建设需要，有效平衡好绿色低碳投资中激励、跨期和风险管理间的关系。

根据国内外主流机构的测算，“碳达峰、碳中和”需要的资金投入规模介于150-300万亿元之间，相当于年均投资3.75-7.5万亿元。巨量资金需求背后蕴藏巨大的投资机会，各类投资风口不断涌现。不过，刘桂平也提醒，绿色产业蓬勃发展之势大家看得都很清楚，但要保持冷静理性，高度警惕“一哄而上、一哄而散”。

“国际上有关新兴产业非理性繁荣引发经济金融风险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是19世纪中期铁路投资热退潮、1929年无线电、电力、汽车和石化泡沫破裂，还是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都揭示了非理性投资潜在的社会经济成本。”刘桂平称，在实现“30·60”目标过程中，各方应保持冷静判断、理性决策、审慎而为，认真做好产能预警与风险监测，真正做到上下贯通，左右均衡，进退有序，协力保障绿色发展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