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融媒体“长征车队”离开全州,到达黎平。红军在这里召开的黎平会议具有重要意义,是长征后红军战略转变的关键,也是遵义会议的前奏,“若没有黎平会议这一丝曙光,未必能迎来长征路上的黎明”。
从长征开始就被“雪藏”,遭排挤出中央决策层的毛泽东为啥能够在黎平会议上获得中共中央多数领导支持?这得从毛泽东从长征出发后的一次“密谋”说起。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长征。李德、博古认为毛泽东是个“土包子”,不懂他们这些在苏联受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处处排挤毛泽东。同时,毛泽东疟疾缠身,过了于都河后,不得不坐上担架,他虽郁郁寡欢,却从来没有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低头或者妥协,“不在其位,仍谋其政”,为红军的未来忧心。
偶然间,毛泽东从张闻天那听闻王稼祥身负重伤,从长征一开始就躺在了担架上。毛泽东想:转移途中若能与王稼祥、张闻天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推行正确道路,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于是便申请和他们在一起行军,此时,担架上的毛泽东已经展现出他作为政治家的潜能。
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还来个“卧谈会”,文学、历史、哲学、民族、政治等无所不谈,还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担架上频频召开的“碰头会”,让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逐渐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在野三人团”。
转机发生在湘江战役后。
湘江战役使我军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红军成功突破湘江后,接连吃败仗,恐惧、绝望、迷茫笼罩在队伍之中,“往哪走?”“跟谁走?”的问题萦绕在每个红军战士心头。王树增在《长征》中写到,渡过湘江后,李德掏出手枪意图自杀,被聂荣臻制止。虽如此,李德、博古仍然坚持北上湘西,不甘心放弃他们错误的战略方针,可国民党早已在那布下了“口袋阵”,北上无异于“自杀”。
此时,毛泽东站了出来。
(黎平会议旧址。赵发新/摄)
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通道会议以后,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黎平会议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支持和赞成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放弃原计划,转战黔北。通道、黎平会议是共产党长征以来第一次集体否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也使毛泽东在担架上的谋划逐渐实现,并为他此后在遵义会议中走向历史舞台中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此,毛泽东在党内地位“芝麻开花节节高”。
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还是毛泽东改写了历史?
学史明理,这个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还得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走得通。无论说担架上的谋划是不是“密谋”,以博古、李德为核心的“三人团”,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组成的“在野三人团”,都是想将辛苦拉扯大的“孩子”——红军养大成人。同时,秉承共同的信仰,将旧中国破败不堪的砖墙推倒,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中国——这才是共产党最大的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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