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融媒体“长征车队”来到粤湘边界的宜章县。一路上和同事交流着这几日的见闻，大伙儿甚是兴奋。

“宜章有位叫曾志的女红军，当时党组织遇到困境，为了给党组织筹措经费，把自己的孩子卖掉了……”同事在后座聊着天。

“什么！卖孩子？”我顿时坐立起来，反过头大声地问同事。

第一反应感觉这是假的。当车队到达宜章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指挥部旧址时，我急切地向讲解员求证，讲解员低声说：“这是真的”。

旧社会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三从四德”是她们普遍的人生准则，说媒到一户好人家相夫教子，已是“她们”最完美的生活，丈夫和孩子就是她们生活的全部。“她将孩子卖掉换成100块大洋，又将钱如数上交给党组织解决困境”，换作如今，着实令很多人无法理解。

（年轻时的曾志）

曾志1911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也曾集家中宠爱于一身，从小便被送到学校读书。1926年，还叫曾昭学的她考进了衡阳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毛主席曾在这所学校担任教员。在报名之时，她改名“曾志”，旁人问她为何改名，这位小姑娘一开口便惊呆了所有人，她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口气。”

她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做的。在她外出学习之际，父母按照传统给她提了一门包办婚姻，但她坚决地予以拒绝并解除了婚约，这种行为在当时无异于宣判自己“社会性死亡”。

曾志一生有过三段婚姻，第一任丈夫夏明震被国民党杀害；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因叛徒出卖而牺牲；第三任丈夫陶铸，建国后曾出任国家副总理，但在文革浩劫中被迫害致死。她的四个孩子，其中三个一出生就被寄养，命运多舛：或乞讨，或夭折，或残疾。作为一名母亲，曾志的心该有多痛？略为庆幸的是，建国后她四处打听，最终找到了骨肉至亲，后来陶铸也被平反。

我尽可能地搜寻关于曾志的片段，试图从她的生平经历去理解这份“不理解”。曾志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有太浓厚的时代背景。没有亲身经历，无法感同身受。但明确的是，像曾志这样为革命奉献一切的女红军还有很多，宜章人“彭家将”彭儒和“女包公”吴仲廉，她们俩和曾志并称为井冈山妇女运动“三杰”。长征中的中每一位女红军尝遍艰辛、历经劫难，她们的光芒在恢宏的长征历史中犹如繁星点点，她们的命运，又何尝不是一部部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