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近期，针对学位房之热，北京、上海、深圳等热点城市开始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比如，深圳建立了三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将市场监管部门的广告监管、住建部门的房企营销监管、教育部门的学位政策管理结合起来；再比如，上海推行重点高中“指标到校”、“指标到区”，全市重点高中都拿出60%左右的招生名额，在全市各区、各学校之间分配，打破“对口直升”下，“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一通到底的升学通道和对优质资源的垄断。

北京对炒作学区房、哄抬房价等行为，高压态势不减，直至停店、停网、停业。就在近期，合肥出台了楼市调控新政，其中明确提出，“暂停市区范围内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滨湖新区、政务文化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其他区域指定学校的学区范围内购买二手住房，在国内首次将限购政策直接划定在学区范围内。同时，合肥还明确了小学学位“6年锁定”、初中学位“3年锁定”的约束，打击囤积学区房待涨价的投机炒作。

教育、住房和医疗，这是百姓最关心的三大问题，而“学区房”则浓缩了其中的两个问题。优质学位与房子挂钩导致的“学位房”热、“学区房”热，由来已久，而由学位引发的楼市热潮，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不过，这一问题上升到综合监管举措、进入楼市调控文件，确是近期的事情。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多校划片、公民同招、指标分配和教育均等化等学位政策改革，旨在推进教育均等化，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分配等，打破了过去“对口直升”的僵化模式。

因此，除部分“幼升小”的学位配给外，“对口直升”的学位房少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学区房”，即一个片区内按就近入学、电脑派位、公民同摇的原则，相对公平地分配，这对降低房子的学位含金量，降低对学位房的过分追逐，进而降低房价有很大帮助。不过，学位政策调整也好，加强市场秩序整顿也好，都是让蛋糕分配更公平，并未改变蛋糕大小。不增加优质学位供给，而名校在生源、师资和管理上的优势很突出，就很难改变大家对名校的追逐。

当下，“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家长对小孩教育的“强投入”，在各大城市均明显存在，而且有升级和加强的趋势。所以，只要A校比B校优质，哪怕优质程度并不十分突出，不管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各大城市的家长都会想尽办法、尽己所能，将小孩送到该校读书。所以，只要教育质量不均衡存在，就会有百姓口口相传的名校，就会有优质学位和其就近对应的楼盘之间的联系，学区房热就会存在。但是，问题也不是增加供应就能解决的。

因为，不管教育资源如何供应，总有优中差劣的区别，总有发展有快有慢、管理有好有差的区别，不可能所有学校的教育质量都一样，这在古今中外都存在。在大城市，有的区域发展得早，前期投入多、经济增长快、产业结构好，经过长期投入和积淀，教育质量也不错。于是，老百姓都去追逐这里的教育资源，也形成了“生源-投入-教育质量”的顺循环。

义务教育也好，教育均等化也好，要做的是享受教育的权利均衡、起点均衡，而不是绝对均衡。如同住房保障一样，其保障的是“有房住”，有相对体面的房子住，而不是保障每个人有“产权住房”，每个人都住好房子。政策能做的，除了增加学位供应外，就是隔断“有钱人买高价房-上名校-拉大社会差距”这种不公平的循环，即隔断高房价和名校的直接联系、刻板印象。

当然，大城市人口流入多、流入快，近年来包括公办教育等在内的公共服务的投入确实需要增加，但总量的学校、师资缺口并不非常大。在规划审批上，每一个新批楼盘都要考虑学位的配给，缺口部分也会通过统筹片区内其他教育资源予以解决。当下，教育差别更多的是质量上的差距，追逐学位房只是为了更好的学位而已。解决学位房热，除增加学位供应，增加教育投入外，还应该着眼于本质问题，即如何“让教育归教育，让房子归房子”。

这里可以学习日本、新加坡的做法。以日本为例，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测算，日本全国公立学校教师每6年流动一次，中小学校长每3-5年调换一所学校，全国推行定期轮岗。此外，日本公立学校硬件设施、班级大小都严格按照统一标准制定，公立学校的基本配置是：一栋多功能教学楼、一座体育馆、一个运动场、一个游泳池。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任何学校的软硬件设施、教育队伍、管理模式都应该是同一个标准，区级公共投入不够的，市级要补上。绝不能出现后发展的区域投入不够，为经济发展牺牲公共服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