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评论员 王雪莹 翟东升

最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在全球人口分布上日益趋同，挣得多的人和资产多的人越来越重合。这种“同贵”现象导致国家之间、各国内部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泛滥全球的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导源于此。未来，哪个国家能较好地解决国内不平等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哪个国家就会成为世界潮流的引领者。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同贵”问题？至少存在两大因素。

一是精英教育的市场化。美国式的教育双轨制在过去几十年被各国模仿。公立教育免费普及，但是投入有限、质量堪忧；私立教育质优价高，远非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富人的后代有更多机会继续成为精英，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则难以向上流动，名校教育成为区别阶层的最大壁垒。

二是全球货币扩张导致的再分配效应。货币大幅扩张导致资产价格尤其是股票价格巨幅上涨，再分配明显有利于上层精英。美联储资产价格从2008年的9000亿美元扩张到2021年的8万亿美元，同期道琼斯指数从6000点涨到3万5千点，互联网高科技企业的股价涨得尤其凶猛。许多企业高管不但薪水高，其股权也伴随货币扩张而大幅增值。

为了应对愈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民粹主义浪潮，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开始尝试不同的路径。

欧洲的应对之策是继续搞福利体系，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领域大量增加财政开支。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欧盟27国的“社会保护”支出与健康支出分别为26990亿和9833亿欧元，分别占财政总支出的41.4%和15.1%，是占比最大的两部分。多数欧洲国家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欧式福利体系的好处是社会相对团结、消费总需求旺盛，缺点是财政开支压力大，挤占了国家对未来的投资，导致在国际产业竞争中渐渐处于下风。

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在发达国家中最为严重，其应对之策是在左右两个极端间来回摇摆。特朗普执政时，作为民粹主义势力代表，努力把矛盾引向外部，反对移民和自由贸易，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外国人。在他看来，商品和劳动力的跨境流动让中国的富人向美国的富人靠拢，而让美国的穷人向发展中国家的穷人靠拢，经济全球化把原本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内化到了各自国内。所以，特朗普及其拥趸觉得只要逆转全球化，就可以回到当年的“好日子”。

如今执政的拜登虽属建制派，但疫情当头病急乱投医，凭借美元霸权，大规模印钱和借债，给全国民众发钱。如此操作，民众需求旺盛、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裕、房价股价屡创新高，一时间精英和大众心情都不错，但由此埋下的隐患以及对世界经济的伤害，他们就不管那么多了。对拜登和民主党来说，经济数据及其影响下的中期选举才是首要关切。

与欧美的被动应对有所不同，中国从实现全面小康到追求共同富裕，一直在全面布局、循序渐进。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按照发展规划，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将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本世纪中叶将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今年5月，党中央与国务院推出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再分配，事关推动共同富裕的重大方略。

首先，应强调追求机会平等。人天生有个性禀赋和价值观的差异，如果制度无视个体条件差异，强求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期望寿命的一致，那显然是违背规律，也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在实行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原则下，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异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绝不允许这种差距代代相传，不允许少数群体持续垄断优势地位，无论是靠财富、权力还是教育。

与此同时，我国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加大投入，并将保障重点一定程度上转向年轻群体。欧洲早期左翼思想家所设想的退休和养老福利制度，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但从更长历史时段来看也有一定缺陷，因为它会系统性地降低社会的储蓄率和生育率。一个更具持续性的制度，是把福利重点放在生育、教育和住房等方面，尤其要让年轻人生得起孩子，让青少年接受更好的教育。面对不同孩子的出身状况，社会再分配体系有必要弥补差异，避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教育、医疗等需求具有刚性，而供需双方的信息和博弈地位非常不对称，所以不应完全由市场来分配资源。依靠当今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其实并不高。随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和基础医疗中的加速运用，这些公共产品大规模供给的边际成本将大幅降低。由此解放出来的消费能力和生育能力，可以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