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举行的第六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多位金融证券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就“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对外开放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航基金首席投资官邓海清表示，过去30、40年，我国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中国对外开放实际上更多是开放的动力，海外资金或者人才到中国来，看中的还是国内的一些红利，比如人口红利，这种中国参与内外开放非常重要的驱动力。

“到现在这一时点，我国的开放可能与以往开放的内在驱动力有非常大的区别。”邓海清表示，中国过去的人口红利，包括技术较落后的一些红利可能都不是中国再能够吸引海外资金、人才到中国来的主要吸引力，“中国新一轮开放，对国际资本或者国际人才而言，最主要的是中国这个大市场。”

邓海清分析，中国目前已经是全世界GDP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国际市场到中国来挣钱，可能是中国开放一个新的内驱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则表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了更加高水平的开放，一方面要继续巩固世界工厂的角色，继续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扩大外商投资，推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同时还要打造中国“世界市场”的角色，让这一广大的市场汇集全球，就是说别人的产品也能进到中国来，一方面要扩大出口，同时还要增加进口。

“过去我国主要以商品输出为主，将来还要输出中国资本，过去在外部比较短缺的时候，更多靠引进外资，将来逐渐放开、拓宽对外投资的渠道。”管涛说。

未来我国应如何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对策应是什么？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洪灝认为，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应包括创造一个安全友好的环境，这样的环境应从监管、立法以及资本流动等方面营造，尤其是资本流动。

而在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殷剑峰看来，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说人民币仅仅作为一个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而是人民币要成为一个关键的储备货币，“在这种背景下的资本金融账户开放，可以称之为‘高水平’的。”

管涛表示，“十四五”规划里提到开放将来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即是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解决外资敢不敢投，愿不愿意投的问题。”

在管涛看来，制度型开放是不可逆的，同时要提高开放过程中制度的立法层次，增加开放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更重要的是，制度要与国际规则接轨。”

“更高层次的制度型开放是走向负面清单管理，目前我国直接投资已与国际规则接轨，即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下一步金融交易的开放、金融市场的开放，最终也应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管涛说，“未来，个人投资者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配置海外资产，‘双循环’下的对外开放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过去更多是引进来为主，未来更多可能要走出去也会越来越开放，刚开始走出去可能是境外直接投资走出去，现在逐渐考虑到一些金融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