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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加，各国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过，近几个月来，人民币汇率却呈现出强劲上升态势，这背后的原因何在？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本期“最in长三角·首席有约”邀请了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为大家一一解答。

嘉宾：王丹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国际金融报》：近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幅度攀升，按5月底以来高点计算，离岸人民币汇率已升值约4200多点，该如何理解人民币汇率走强背后的成因与其所带来的影响？

王丹：今年人民币汇率走强是可预期的。去年底，中国的贸易顺差已接近3万亿元，在此背景下，人民币没有贬值基础。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领跑全球，甚至大概率成为全球今年唯一一个呈现正增长的国家，我们机构对于中国今年GDP增长的预测是2%，明年大概率为7%。在如此强劲的经济预期下，资本大概率会流入中国，而并非流出中国。

与此同时，与欧美以及大部分的新兴市场相比，中国的货币政策相对稳健。目前来看，中国央行并没有想要大幅放水的迹象，这蕴藏的巨大市场利差，因此最近无论是在岸还是离岸，人民币汇率均大幅上升。

应该说，人民币升值是美国一直期待看到的结果，但事实上，自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涨幅并不算太大，而且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还有所扩大，这与美国所期望的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总体而言，最近一段时间的汇率波动，与中美经贸摩擦的关联有限，主要是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和金融情况的变化所致。

人民币升值最直接的影响将体现在制造业上。毕竟中国制造业占了全球近30%的产值，在出口产品中，制造业占比达到80%。人民币升值后，很多中小制造企业并没有能力来对冲，与此同时，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难题也仍然存在。在此环境下，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人民币币值大幅波动，无论是向上波动还是向下波动，影响的不仅是中国的进出口，也会带来一定的外溢效益，如对需要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国家造成一定压力。

《国际金融报》：当前有观点将目前人民币的汇率表现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做类比，对此，您如何看待？两者存在哪些不同之处？

王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主要是美国次贷危机，是金融系统的一个弱环节出了问题，进而衍生到全球金融系统，并传导到实体经济。而目前的情况主要是外因所致，疫情先冲击了需求端，进而冲击了供给端。

2008年时，中国事实上并没有受到较大直接影响，且彼时的政策回应非常激烈，如给予4万亿元的资金支持等。与欧美当时犹豫是否需进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相比，我们的反应非常迅速果决，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如果不果断出手的话，中国经济可能被拖入衰退。

与2008年相比，我国目前面对的金融风险更甚。一方面，中国的杠杆率已远超2008年欧美及新兴国家的杠杆率；另一方面，热钱流入的比例也超过上一次金融危机。因此，虽然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压力，但对央行而言，防控金融危险才是首要目标，而非立即刺激经济增长，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更有助于经济长期发展。

《国际金融报》：有观点认为，内循环可能意味外汇储备减少，这是否会对汇率产生影响？

王丹：如果仅基于外汇储备的角度考量，外汇储备的变化增减的确会直接影响人民币的币值。不过，我们现在经常在提到内循环实际上和人民币币值的关联度并不太大。

内循环并非将市场完全封闭，而是在全球经济没有恢复的环境中，不得不更加依赖自身内部市场来带动消费。同时，基于国外风险上升的情况，我们也需要一个预案，即增强自己的生产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来保证粮食及能源的安全等。

其实，保证一定规模甚至增加的外汇储备对中国有一定益处，哪怕在当前的背景下，也能够起到稳定人民币汇率，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换言之，人民币过度升值或贬值均不利，保持汇率稳定最重要。目前，央行正着力避免形成单方向的市场预期，即在市场上基本已经认定人民币要升值的情况下，要想办法降低波动性，如果不得不升值，则需要保持缓慢升值，这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国际金融报》：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理解内循环所赋予的深意？能否做些解读与分享？

王丹：现在大家所强调的内循环，事实上更多还是在提要刺激内需。对此，不得不提及刺激内需的两个重要变量，即国内的消费和收入增长，但这两个变量均是长期变量。

危机发生后，想要重新刺激国内的需求是比较难的。很多国家都使用过一个比较有效的手段，就是直接给居民发钱，但这对中国而言不太合适，毕竟中国的消费者较为保守喜欢存钱，经济不好的时候甚至存的更多。

与此同时，我国的消费市场存在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趋势。事实上，疫情更多冲击的是低收入群体，国内的中高端消费市场状态其实非常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促进了内循环。例如，由于疫情大家无法出国门，相应的旅游、消费等资金自然而然地回流国内。

因此，要刺激内循环，所要做的不是直接刺激消费和收入，而是在保证供给安全的情况下，优先建设生产及产业链，进而保障就业。总体来看，中长期能够看到消费和收入的增长，但短期内消费很难迅速成为经济的引擎。

《国际金融报》:近期，关于汇率制度改革的探讨声也非常活跃，您如何看待此问题？

王丹：总体来看，上一次人民币汇率改革相对较为激进，基于当前情况考虑，央行会更为谨慎地开启新的汇率改革，至少不会在一两年内发生。

其实，任何重大改革一定是建立在经济处于上行阶段，毕竟在下行期开启改革需要承担的风险更大。我们预计，在2022至2023年，中国会回归历史增长趋势，并维持在在5%左右的增长率。彼时再进行汇率改革，能够让人民币浮动的幅度能够有更大的灵活性，相关措施也能够更丰富些。

《国际金融报》：能否对后期人民币的汇率的变化做出一定预测分析？

王丹：预计年底之前，人民币汇率会处于较快上升阶段，明年初后会相对稳定。

今年人民币汇率的快速攀升，不仅源于中国存在巨大出口需求，也的确由于当前中国与外国市场存在较大利差现象，但随着全球经济明年逐渐复苏，无论是U型复苏还是V型复苏，均能够减轻中国资本的流入压力。从今年资本流向看，其并未流向新兴市场，也没有流向欧美，而是目光一致地盯准了中国。

明年，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概会维持在6.7左右，但未来5至1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概率会达到4-5的范围。因为从经济学分析，提升长期汇率的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而目前中国的科技转型和升级速度远远超过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