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福清，福耀工业区II区。

曹德旺的办公室在主楼五楼，面积很大，像是一间教室。

我们一行早晨7点30分抵达，他的房门紧闭着。

福耀玻璃的证券事务代表张伟迎了过来，客气道：“辛苦了。董事长正在开一个会，结束了咱们就可以开始。”他随手递过来一张名片，尤其显眼的是名片右下角的一行加粗黑体字：使命创造未来。

一

清晨开会是常态。

公司的人都知道，曹德旺有早起的习惯。翻开他的自传《心若菩提》，开篇便是这样一段话：

“我起早是少时随我父亲做水果生意落下的。那时觉多，每天凌晨2点，母亲总是坐在床前，不断地喊着推着酣睡的我，才起的床。就是到现在，我都时常会闪过，母亲坐在床沿边，含着眼泪喊‘德旺，起床了’，一手轻轻地推在被子里的我，一手抹着止不住的泪。”

那时，他15岁；而今，他74岁。

容颜已改，然而，坐在他面前时，似乎仍能依稀看到1960年代那个在山路上咬紧牙关蹬着单车运水果的倔强少年。

这种倔强，在纪录片《美国工厂》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论是否刻意为之，但纪录片导演，分明用镜头语言表达了一种近似于“对立”的紧张感。

譬如，福耀翻译对美方人员说：董事长说门不要面对这边，得改。美方人员答：我们才签合约，这是数额很大的合约，他们已经装门了，我们需要改，是吗？这样要花35000美元。

又譬如，工厂要办一场庆典，美方人员建议花22万美元布置一顶大账篷。曹德旺当即拒绝，并且坚定表示“不会下雨”。果然，天高云淡、阳光普照……

这张慈祥的东方面孔，仿佛总是在倔强地坚持着，不断与美国式思维“交锋”。“unbelievable”——成为贯穿全片的主线。于是有人发问：“中国式管理”是否不服美国的水土？

面对非议，他显得云淡风轻。

“福耀走进美国很成功的经验是：原则必须坚持。我在这里建工厂，你就来成立工会，法律允许我不成立——它后来不是投票来解决？这不就是美国式的管理？当然这是我的权利，我要善于保护我自己的利益，我可不会迁就你的，对不对？”

“该给你的，我给你做得非常的圆满。比如（应对）美国这一次疫情，河仁基金会捐了100多万美元给他们，买了125万个口罩，3万副医用眼镜，还有鞋套、手套等捐给他们，也得到美国各界的好评。该做的我们会一样（地）做。”

对于《美国工厂》所引发的争论，曹德旺坚持自己的判断。在他眼里，国际与国内，管理本身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中国原本没有会计，是洋人进来以后教我们做的，他们的管理哲学就是落实权责发生制，就这个原则。他们叫资产负债表，我们叫资金平衡表；来源跟占用，他们叫资产跟负债。就这些区别，还有什么区别？名词调换一下，账是一样做。”

正因为如此，他并不在意纪录片中的那些“unbelievable”。“福耀在全球11个国家，有投资、有工厂、有项目。很高兴地说，很受他们的尊敬，包括《美国工厂》，那是奥巴马拍的，还拿了奥斯卡奖。”

作为当事人、作为“主角”之一，曹德旺感觉自己在福耀美国工厂的管理自然而然，不存在所谓“中国化”。恰恰相反，他的企业观是国际化的——福耀进一步国际化，不断地向各界学习而提升自我，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因为疫情，目前包括美国工厂在内的福耀海外项目，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数据也直接体现在了福耀玻璃的半年报中。但曹德旺并不担心，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战略布局。况且，美国工厂产能目前已经恢复了9成——即使《美国工厂》将其塑造成了一位“unbelievable”的倔强中国老头，但他首先仍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二

曹德旺的精明仿佛与生俱来。

时光再次倒转，15岁的他已经在农场里做一份数树坑的工。别看只是数数而已，这是件成年人很不喜欢的活——因为很容易数错，错了就要重来，所以大人们宁可挖树坑也不干。只见曹德旺手捻一根树枝，一个坑一个坑地点数过去，清晰明了。凭此，他每天可以挣5角钱。大家都说，“这依弟吖聪明。”

这段故事，也被收录在了《心若菩提》里。

如今，福耀玻璃的生意遍布全球，而曹德旺似乎依旧只是捻着一根树枝，举重若轻地指挥着这家市值近800亿元的企业集团。哪怕今年他已经74岁了，但头脑的算盘始终划拉得清清楚楚。

“我们不买人家溢价的东西。美国和德国的投资，当时购买的资产价格都很低。”

当被再次问及海外项目受疫情冲击而拖累福耀玻璃上半年业绩表现时，他毫不讳言自己的生意经，甚至提及了部分细节。

“在德国我们收购了SAM资产，改造清楚了。因为疫情，耽误了一些整顿的事务性工作。公司虽然亏损，但我认为（收购）是战略性投资。按道理，我们是收购一家破产企业来改造，改造费用和人工应该算净资产的，但是按照当地法律，只能做每个月的开支。”

于是，反映到半年报中，SAM汽车饰件项目整合期及受疫情影响产生利润总额为-2617.12万欧元，使福耀玻璃利润总额同比减少1.48亿元。但曹德旺的计算是：SAM正逐步恢复正常，后续企业可以依法按照亏损抵扣所得税的方式，慢慢把账面上的浮亏“拿回来”。所以，即便是破产企业、即便因疫情影响亏损的时间有所延长，但它仍是个“好东西”。

总之，曹德旺相信福耀的海外投资既是健康的，更是谨慎的。

无论是国际买卖还是国内生意，经营管理企业40余年，他最关心的数据始终集中在两点：第一是毛利率，第二是投资与产出的比例。

“我是制造业，每年要想：明年要增长10%，去年就要开始投入，因为投资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建好。要看投资怎样跟盈利同步，跟增长同步，这是很关键的数据。要不断创造新的增长，来保证来年的增量，这是很关键的事情。”

于是，对于自己算不清楚的账，曹德旺的办法是根本不去算。所以，即便被问及福耀玻璃上市多年，然而市值与某些“风口概念”企业的估值鸿沟却越拉越大时，他仍气定神闲。

“各行各业是不同的。做金融业的、做互联网的人，开发一种新的产品就完了，因为他的知识装在大脑里面。我们命不好的人做传统产业，说设备、说产量。明年是通过涨价，还是什么别的办法来实现增长？我们只能通过新的技术、新的投资来支持它增长。”

1993年，福耀玻璃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7年，逐步成长为今天A+H的白马股福耀玻璃。始终作为企业领军人物的曹德旺，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全过程。

多年来，福耀的分红持续而稳定，算起总账，早已大大超出了它在资本市场的募资金额。照理说，这与曹的精明并不相称。但他自己却没有太多抱怨，至于未来该如何去平衡福耀的稳健性与成长性，曹德旺亦有着自己的盘算。

“怎么去平衡？心态唯有淡定。因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实际上是很无奈的事。资本市场本身是一个虚拟经济，它虚构了未来会增长多少，才会有1000倍、2000倍的PE。消费品、金融产品……它们涨得比较快，这个事情我们不羡慕，羡慕也没有用，因为又没有能力做，只能望洋兴叹。但我相信赶时髦没有什么好赶的。”

三

2006年12月，福耀向全体员工发出了危机警告。

2007年10月，曹德旺为公司内刊《福耀人》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叶知秋》：

“凯歌声中夹杂着的阵阵杂音，有如秋季的落叶，预言着冬天即将到来，预示着我们需要经受严寒的考验。然而，寒冬、雪景、冰川，在给我们带来寒冷的同时，也净化了空气，灭除了害虫。”

2008年初，他甚至叫停了福耀玻璃的增发。投行问其缘由，他的答复是：股市要跌，增发是浪费公司的钱。

不仅叫停资本市场的动作，当时，福耀已经停止了扩张性再投资，促进现金回流；全面清理应收账款，收窄销售信贷规模，严控风险。与之同步的，是展开了一场旨在提升产品质量，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全员培训，推动精细管理。

随之而来的，就是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那以后，在许多场合都有人问他，到底是怎样做到的？究竟是什么让你能做出这段“神预测”？包括这一次、包括我们。曹德旺哈哈一笑：“不是求签，也不是卜卦。”

但他并不得意，反而还显得有些自责，因为他认为自己还是“搞错了”。哪里出了错？他没有预料到会出现那样庞大规模的政府救市。

“2008年的危机是房地产造成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个是专业的房地产贷款的金融机构，把贷出去的钱、债权打包完以后委托给雷曼兄弟发行全球的垃圾债。美国怎么处理这件事呢？就是叫雷曼倒掉。第二步修改会计法，你如果买了雷曼的债券，不要担忧它跌，不要减持，不要卖，就保持在账面上，就为了保护企业不倒闭。第三就是印钞票，量化宽松的政策。中国也要救市。因为救市的钱是紧急投放，以国家投资项目为主——做企业都知道，一个项目可行性研究要做一两年，那么救市的国家投资有论证的吗？”

曹德旺说：乡下老太太有句话叫“天窗不盖，灾祸迟早来”。而“下猛药”式的救市，看似是在“补天窗”，实际却会把窟窿越捅越大，遗患太多。

而今，全球经济再次陷入危机，与2008年不同的，是所谓“导火索”从房地产变成了新冠疫情。和10年前类似的，是2018年时，曹德旺又在某些场合“预言”过两年后可能出现经济“拐点”。福耀也当即进行了一些策略调整，包括提前归还一批银行贷款等等。只是，他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预测”，恰恰相反，从写下《一叶知秋》开始，福耀就一直在“补天窗”。

“第一是停止大规模扩张性再投资，减少资本支出。第二是减轻负债。原来我们负债率达到60%，现在报表上虽然负债率还是40%多，但是我们存款100多亿，减轻了财务费用的支付。第三是生意做得比较健康，不欠钱做事情。严格讲是从2007年调整到现在，我们没有放松过这个政策，所以会显得比较轻松和健康。”

换言之，曹德旺的理解是，即便没有新冠疫情，全球经济也将面临重大的困难。12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因为各国政府的强势救市举措而迅速缓解，但毕竟治标难治本。所以，福耀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走最稳当的路。

至于预测，其实是一种商业嗅觉，而这种嗅觉源于企业家的自信。曹德旺说：“作为企业家要培养自信能力，信仰自信和文化自信。要有信仰，要有经验，还要有知识，特别是数据应用、管理统计学。我开始承包工厂之前是学做会计，会计是老板的参谋长，他要正确使用科目来达到数据精确，落实权责发生制。我就去研究数据的运用，来比较分析、查找原因……我每一项工作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实现的。”　

“神预测”并不神，只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四

在《心若菩提》中还有一个故事：

1970年在江西跑生意被扣了货，曹德旺欠下一身债。1971年春节过后，他不得已去了县里的水库工地做工。没几天，还遭遇了一场火灾，眼看工程要黄。特别是运输用的板车，原本损耗就大，烧过一轮后更是捉襟见肘。一片混乱中他主动请缨，找人写了块牌子：高山修理所。在此之前，他从没修过车。

从开始摸索到成为一个修车行家，曹花了28天。这些天他没有离开过修车棚，没刷过牙洗过澡，没刮过胡子；同时，也没收过一分钱修理费。这一切最终被工地负责人们知晓后，他不仅拿到了火灾损失的补偿，还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拿回了在江西被扣的大部分货款，最终还清了欠债。

苦力不苦，曹德旺如是说。而且，当年的苦，赋予了他“钻牛角尖”的特别技能，日后也成为了他的处事风格。从零开始，28天成为修车行家。从零开始，37年把一家乡镇玻璃厂做成了世界汽车玻璃大王。福耀的战略就是心无旁骛，钻汽车玻璃的“牛角尖”。

当然，眼前的市场环境并不好，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疲软和美国逆全球化的政府行为影响下，汽车行业正在经受重压。但曹德旺仍初心不改，且保持乐观：

“我的运气好，是做汽车玻璃的。因为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还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发达国家曾经统计过，GDP增长跟汽车工业的增长是相关的，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汽车工业要增长三个百分点。如果汽车工业受影响的话，意味着所有经济体都受到影响、受到冲击。因此也没有什么好埋怨的，这是一个整体环境的问题。”

作为中国企业家，他并不认为福耀的海外处境会因为外界影响而变得更艰难。在全球产业过冬时，所有企业都将面临困难局面，不仅仅是中国企业。曹德旺看的是更长的周期，看得更多的是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以外的原因：

“没有疫情，今年也会产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什么原因呢？这是几十年以来的和平建设，整个地球上的人透支了未来，各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引发了冲突，这是正常的。比如美国，原来他做的好好的，但后来他把一些产业转给落后国家去做，他可以进口。现在没有钱进口了，经济衰退了，收入减少，消费能力降低了，那么有的东西必须收回来自己做了——是这个问题。这是正常的事情，不应该归为哪一个国家的责任。”

所以，即便给自己定义为民族企业家，可曹德旺的字典里是没有“狭隘”二字的，他并不担心福耀的海外项目会遭遇所谓“不公”。谈到部分中国企业正在经历的一些海外窘境，他坦言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途径，毕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进步需要一个过程，要总结一些经验，没有经验，就是走一些弯路也是必然的。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更好的办法，是不断地提升自身经营管理水平。对此，曹德旺则有一番“中国化”的解读：

“中国人语言很丰富，比如‘改革开放’两个词连在一起讲。改革与开放都是动词，但并不相干。改革是革除旧弊，过去的事情觉得不合理的拿来改；开放是把门打开，引进资金、引进技术对不对？”

于是，中国人办企业也喜欢讲“强化经营管理”，可在曹德旺眼中，经营、管理两个动词也是分开的，他把经营管理拆开做。

“经营是没有规矩的，完全靠嗅觉、靠敏感，靠你平常对现象的判断。通过现象的变化，从量变到质变。你在变化过程中的时间节点上面怎么设计，做战略性的工作，这叫经营。在经营上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经营决策的时候，要很慎重的去做。而管理是一件讲规矩的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很多的工具书，对管理有帮助；而我们从工具书里搬出来的东西，也只能用在管理上，而不能用到经营上。”

我们也谈及了“百年老店”和“企业传承”的议题，曹德旺的话不多，但很中肯。

“要成为百年企业——首先要有决心，这才是企业的利润基础。同时要坚持敬畏之心，就是要遵纪守法、尊重天下所有人。不能说我整天就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第三是要谦虚谦逊，让整个社会、整个天下都是自己的老师，学习他们的长处。”　

“希望你们媒体不要批评中国的家族企业，国际上许多名牌企业都是这样的。譬如福特汽车，就是家族企业。”

“我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整个班子要避免战略性的错误，要花一点时间带他们。”　

仍是那条赛道，福耀的接力棒，正从曹德旺的手中传递下去。

五

都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曹德旺的精力却仿佛并未受到年岁的羁绊。刚刚和我们谈完，又无缝连接上了一位生意伙伴。福耀玻璃的副董事长曹晖，此时也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有一个细节，发生在道别前：

我们等电梯时，恰好曹德旺和他的客人走了出来。他客气地让我们一行将大包小包的设备塞满了唯一的电梯轿厢，自己则拉着客人走下了楼梯。

很快，我们又在大堂见面了——5层楼，74岁的他走得毫不费力、气定神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