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这座城

证券时报记者　贺辉红

这是一座站立风口上40年的城市，至今她依然年轻；这是一座不老的城市，因为这里的青春不散场。

当这座城市的历史画卷徐徐打开，你会发现，她辉煌的背后是一波又一波的无名英雄—————来深建设者，他们也是风口上的舞者。

下海

何国兵是湖南南县人，1978年在广州警备区服役。用他的话说，本来是一个好苗子，提干的可能性很大。但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正在上学，经济压力非常大。为此，他于1983年选择退役。回到地方的何国兵被安排到南县南茅运河管理所上班，负责水乡河道的日常管理。

何国兵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潮，如果没有服役的经历，如果没有在深圳的战友，他可能现在还在那个安逸的小县城工作。“当一个人站在河堤之上，那种看不到希望的寂静，那种一眼可以看穿未来的乏味，会油然而生。毕竟我是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呆过的，年轻的时候也算见过世面。”

老何是那个年代正儿八经的高中生，说起话蛮有水平，“机会终于来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一股新的下海潮来了，我就是大潮中的一员。”

1993年，在深圳战友的鼓励之下，何国兵告别妻儿南下深圳，开启了他新的人生。为了并不可知的未来，丢下来之不易的安稳工作，他岳父表示非常不理解，在随后的两年里也未再跟他讲过一句话。

他来到深圳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国工贸跑业务，那时候南国工贸的主营业务是“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在那个年代，由于税收有优惠、土地有保障、人工成本很低，“三来一补”成了深圳的支柱之一。据悉，到1994年，深圳“三来一补”企业接近8000家，从业人员有100万人，实现了经济特区一半以上的工业产值。但这一繁荣背后，深圳也付出了惨重代价，环境不堪负重，产业结构走到了必须要调整的地步。

1996年，深圳公布了《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深圳将成为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区域制造业生产基地”。此时的何国兵已经由一个下海新兵成长为特区建设老兵。政策在变，他的就业方向也发生了变化，1996年进入常安物业工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也是一个全新的考验。

“我们湖南人的精神就是‘呷得苦，霸得蛮’。”何国兵说，从“三来一补”到物业管理，这个跳跃一下子很难适应，专业跨度很大，刚开始的时候只有没日没夜地学。“这实际上属于服务业，工作非常细，而且建筑标准、小区规划、管理对象等每年都变化，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得上时代。不过，这跟三来一补区别在于，这项服务是城市发展的必须品。而且，在工作当中也可以认识很多有能力的人。”

在物业管理公司工作的何国兵，向同事们布置防疫工作。

改变

在采访过程当中，老何数次强调的是，由于工作突出，他在1997年获准入户深圳的事。在那个城市户口吃香的年代，深圳户口更是非同一般。当时入户就可以买微利房，那时房价每平米才2000元左右。“来常安物业没多久，就享受了这个待遇，这是对我勤劳的最好回报。”

据老何回忆，转完户口之后，他很快就在南山区买了一套微利房。那年春节他特意把多年不怎么跟他说话的岳父接到深圳过年。“开了一台借来的车去火车站接岳父。进到小区还有保安敬礼，他哪里见过这阵仗。岳父瞬间竖起了大拇指说，这深圳是来对了。我那时候是真的感到自豪。”

其实，老何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他自己，还有弟弟、妹妹。他有一个弟弟，在湖南大学毕业之后，被聘到地级市一家化工学校教书。那时候，内地工资水平非常低。不甘止步于此的弟弟教书之余，通过了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考试。

“也可能是命里已有安排。他读研期间，偶遇同在一所大学进修的大学老师。当时，这位老师向他介绍，湖南正在组建一间大学，他可能会出任某系的系主任，并问我弟弟有没有兴趣过去工作。当时，我弟还有合约在身，学校要求，如果老师辞职，需要赔偿6万元违约金。那个年代，这可算一笔巨款。最后，这6万块钱就由我来掏了。”老何说。后来，老何弟弟如愿以偿地去了新组建的大学教书，再后来又念了个博士。现在，他已是那所大学某系的系主任。

“随后几年，老家陆续有人到深圳找工作，我家很多时候成为临时‘招待所’，迎来送往的深圳追梦者不少，很多人后来也闯出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何国兵说。

青春

站在现在这个时点看老何当初的人生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其实，他们那一波来深建设者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历史级别的风口上。1992年1月，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视察深圳时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并寄语深圳“要搞快一点”。

深圳由此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来深建设者也因此进入成长的快车道，这一持续就是十年。直到2002年底，人民网强国论坛上一篇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出现。后来，有评论认为，这是质疑的声音，其实也是鞭策的声音。爱之深、责之切！事实上，评论界对深圳的质疑从未停止，但来深建设者对这里却深信不疑，深信能在这里找到他们的梦。

记者查阅资料和采访当中，不自觉地将来深建设者分为几个年份。比如80年代分配而来的工程兵建设者们，那是祖国的需要，组织派遣；90年代来的下海一代，也就是老何他们那一批，大多有公职，但希望改变；千禧一代，被深圳的财富神话和就业机会吸引，只身前来。之所以用挣扎来形容他们，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扎根深圳的难度变得更大。

在2000年左右来深建设者起薪大多只有二三千元/月。之后，虽然薪资在上涨，但很难跟得上房价。不过，如果胆子够大，那个时候也并非没有机会，因为2005年前后还有“零首付”的房子，而深圳房价真正涨起来还是2006年～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房价也经历过一波近30%的杀跌。但2014年～2015年深圳房价猛涨之后，扎根深圳的难度就真的变大了。

每座城市发展到最后，总会形成一个非常显性的特质。人们常说，深圳是一座属于年轻人的城市，那么她的特质是否就是年轻或者不老的青春呢？末了，老何也不愿再过多地回忆拼搏的细节，因为他无暇抚拭那时间的尘埃，因为回忆往往意味着老去，因为他仍在拼搏。

深圳，终不会因年龄的增长而散去青春的气息。

守护这座城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也是医生余红兵来深圳的第10个年头。

一场疫情，让他和同事们成为了媒体口中的“城市的守护者”。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中，余红兵讲述了疫情期间他和同事们在核酸采样岗位上的工作，以及这些年他和深圳越来越深的连结。

核酸采样成为余红兵日常工作

春节急召归队

“在深圳10年，所有难忘的经历加起来，不及一场疫情带来的震撼大。”余红兵说。

今年春节，深圳南山慢性病防治院口腔科副主任余红兵和他在外地过春节的同事们，从各地匆匆忙忙赶回来，投身一场抗疫的洪流。

他的同事们，有的被派去隔离点的医学观测酒店驻点，有的加入流行病调查小组，有的被抽调到防控组和社区小区组。

余红兵则被安排带领一支17人的“特别行动队”，去蛇口港、深圳湾等地进行入境人员的核酸采样，为深圳守住防范境外输入病例的重要关卡。

余红兵与同事赴港口开展核酸采样

2月28日，这支队伍成立第一天就接到任务：晚上10点，有一批外籍人士即将抵达蛇口港，大约60人。

当时，钻石公主号上的疫情引发全球关注，深圳对进港游轮的防疫工作非常重视，余红兵感到责任重大。

接到任务后，余红兵和队友从各自的家里出发，前往疾控中心拿装样本的盒子，到医院取物资，赶到蛇口港已接近凌晨。凌晨2时，60余人的采样完成，队员们借着隔离点的射灯，在护目镜后费力地核对完信息，等到将样本送到疾控中心，已经凌晨4点多。

所幸，核酸检查结果显示这批人都是阴性。

后来才知道，国际运输游轮常会半夜抵达深圳，余红兵的这支“特别行动队”可能随时被叫起来执行任务。凌晨四点的蛇口、凌晨两点的孖洲岛，余红兵都见过。

核酸采样中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半夜出任务，在对“各国来宾”做完咽拭子采集后，一名30多岁的韩国女士突然向他们鞠躬致谢，让大家感动之余，也感受到共克时艰的力量。

因为疫情，余红兵和他的同行们从医生变成了媒体口中的“城市的守护者”。

10年之变

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在公共服务上，医疗、教育、住房与快速增长的需求不匹配，成为城市难题。

身处医疗卫生系统的余红兵，对近10年深圳医疗条件的变化有着近距离感受———尤其是余红兵熟悉的口腔慢病防治。在中国，慢病占据着疾病图谱的80%，和老百姓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余红兵所在的南山慢病院口腔科，每年对辖区内的6岁儿童实施窝沟封闭全覆盖，多次举办公益性、综合性的口腔教育活动，他们还组织入户进行口腔流行病学调查和追踪。深圳对慢病的防治和管理措施，走在了全国前头。

慢病防治只是深圳医疗建设一个缩影。深圳市政府近年对医疗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

官方数据显示，2010年~2019年，深圳市区两级政府累计投入超过1500亿元，推动115个医疗卫生重大项目建设。这些投入让深圳医疗卫生机构数由1963家增加至4342家，千人床位数由2.1张提高到3.9张，千人医生数从2.15名提高到3.09名。

“公共卫生投入”可以衡量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上的财政投入力度，以及居民在卫生支出方面的负担情况。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国内17座国内生产总值（GDP）过万亿的城市中，个人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的现金支出比重平均值是25.95%，深圳2018年为19.13%，2019年进一步下降到了14.42%，为全国最低水平。

按照规划，2019年至2025年，深圳要组建23个区域医疗中心、23家基层医疗集团。余红兵相信，这些看得见的变化会让深圳医疗条件越来越好，让更多人留在深圳安居乐业。

筑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在全国人眼里“遍地都是黄金”。公务员辞职下海，农民洗脚上田，工人扛起铺盖，这些人来到蛇口淘金，成为了第一批来深圳的“筑梦者”。

进入新世纪，70后、80后被深圳自由、公平的气质所吸引，怀揣着希望来到此地。深圳也有了更多的大学生、研究生，余红兵便是其中一员。

10年前，余红兵为追求女朋友来到深圳，谁知一来就再也没想过离开。平等、高效、包容是他对深圳精神的概括。

现在，余红兵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家中四位老人也都来到深圳，人生中无数重要时光在深圳度过。

与早年来深圳淘金、搏命赚钱的人不同，深圳新青年们除了追求事业，也在意生活。近年来，深圳健身房林立，城中绿道、马拉松赛事受到欢迎。

因为工作与慢病防治有关，余红兵很早就明白，人的疾病常常与生活习惯有关，于是养成了跑步的习惯，成为一名马拉松爱好者，经常到全国各地“跑马”。被他“拉下水”的，还有他的朋友、同学。

余红兵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去义务献血。因为年轻人多，深圳血库经常是全国最充足的，这似乎是深圳在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它的“热血”。

如今，无数个像余红兵这样的普通人，用他们的努力和守护，让深圳这座城接近于他们想要的样子。

不负青春　留在深圳

证券时报记者　贺辉红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于听着这句歌词长大的80后来说，初听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对于深圳“痛并快乐着”的经历，目前已是一家企业财务经理的张华（化名）来说，记忆可能更深刻。因为“挣扎”总让人记忆深刻。2000年前后，张华第一次来深圳，便被这座城市的美景和活力给迷住。但要在这座一线城市留下来，她要面对许多压力。很快，她就扛不住了，只得返回老家。“第一次来深圳是别人带过来的，当时真的很苦，有时候甚至连饭都吃不饱。”她回忆。

然而，对于没有人脉、没有家庭背景，像一张白纸的张华来说，老家就是一个掐灭希望的地方。2002年她返深，这次留了下来。“那时候，有一些专家学者在担忧深圳的未来，但我们这个层次的人根本没有心思去关心这些问题。我们更多地是想着如何在这座城市活下去，呆下来。”

“刚到深圳时，干过普工，因为视力不行，接根线头都接不好，很快就被淘汰了；后来又当过服务员，但因服务意识比较差，也没干成啥事。再后来，终于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在一家公司里当出纳。从这里开始，人生才有了转机，之后我就一直干财务。”张华说。

当初，为了进入这一行，张华吃了不少苦。刚到深圳时，她辗转南油、西丽等地，边工作边学习，甚至还遭遇过抢劫。“那时候，不但工资低，而且还有治安问题，比如我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过。但是，深圳这座城市的缺点掩盖不了她的朝气，掩盖不了她给人的希望。在打工之余，我晚上出去学电脑和财务等转型必备的技能。”

入行是留在深圳的第一步，第二步则是找对象。张华表示，不少女生最后没有留在深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没找到对象。“我们那批来了3个人，其他两位都是因为没有找到对象而返回老家。”张华说，“我一直有个观念，要想找到一个优秀的伴侣，自己一定也要优秀才行。优秀只有在你拼搏之后才会实现。”

其实，相对于张华她们那一批人，现在来深圳的建设者构成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如今的深圳产业层次已经远超20年前，产业结构也有了很大改变，人才的需求也发生较大变化。不过，成功的路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在这座城市不拼很难赢，不拼很难有奇迹，不拼也就会枉费了你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