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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睿哲:5月“踩踏式”下跌以来,债市的牛熊拷问

2020-06-23 18:57 来源: 新财富 作者: 尹睿哲

5月以来,债市“踩踏式”下跌。但是,经济虽已探底回补,却难言强反转;目前货币政策虽由“危机式宽松”退回“正常宽松”,但基调尚未转向;虽然全球大放水,但中国通胀主要是内生性通胀,从宽松的效果和时滞看,今年暂无忧虑;而外资对债市的影响,其持有中国债券规模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都偏低,利率运行仍“以我为主”。总体上,债市牛市行至当下已然不短,利率低点或已出现,但筑底过程可能漫长而复杂。

来源:新财富(ID:newfortune)

作者:尹睿哲|招商证券首席债券分析师、人大国际货币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5月以来,债市的“坏消息”扎堆涌现,宛如2016年重来,市场一度出现“踩踏式”下跌,不少期限收益率已经回到春节前的水平,巨大的疫情冲击仿佛在一个月里被重置归零。

固收市场情绪为何会在短时间由喜入悲?从驱动逻辑角度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交易“经济反转”。4月末至5月中旬,收益率曲线呈现“熊陡”状态——短端总体稳定,长端开始走高,期限利差从高位被进一步拉大。这种下跌形态已说明问题出在基本面。关键催化事件包括:一是官方制造业PMI连续至荣枯线以上,意味着内需暖意总体盖过了外需压力;二是出口逆势走高,海外虽然“愁云惨淡”,但风景这边独好;三是金融数据连续扩张,宽信用似乎初见成效。4-5月数据强势阶段性证伪国内经济“二次探底”预期,加之此前2月数据位置低得过于“极端”,反差之下,经济“V型反转”的预期开始蔓延。

第二阶段:交易“政策反向”。5月中旬以来,收益率曲线转向“熊平”——短端快速上行,长端跌幅相对较少。这种下跌形态说明货币政策宽松预期开始动摇。央行的一系列操作引发市场对资金价格中枢位置是否会大幅上行的猜疑:5月15日央行“缩量稳价”续作1000亿元MLF,开始释放偏紧信号;5月下旬大量地方债密集发行,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已持续暂停一个多月,加之缴税影响,供需矛盾激化,资金利率大幅上行,DR001回升至2%上方;6月初央行宣布创设“直达实体经济”的两个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并打击资金空转套利,市场情绪降至冰点,出现恐慌式下跌。

债市还会好吗?客观来说,这轮债券牛市自2018年初肇始,行至当下已然不短,从历史上看,“熊平”比“熊陡”更加危险,例如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冲击下的债牛行情,都是以“熊平”形态终结的,因而5月中旬以后的下跌变得更加猛烈。不过,考虑到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疫情因素的不确定性,利率方向是否会就此转折?我们沿着以下五个问题展开。

图1:5月以来,10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及期限利差变动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01、经济虽探底回补,但难有强反转

疫后经济探底回补。3月以来,经济数据在深度下探后回补,先后依托两方面力量。首先是供给端的修复,主要依靠大力推进复工复产。复工率自2月上旬开始回升,截至3月28日,工信部称,“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平均复工率为98.6%,人员平均复岗率为89.9%”,即大型企业复工返岗已经基本完成。此后,中小企业复工继续推进,截至5月18日,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为91.0%,至此,供给端基本恢复疫情前的“常态”。

其次是需求端的修复,主要依靠积压需求释放。在市场供应得到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前期积压需求逐渐释放。以最典型的外贸行业为例,多地外贸厂商反映,3月以来陆续出现国外客户取消或收缩订单规模的情况,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在4-5月大跌也验证了这一现状。不过,近几个月的出口增速却并不低,除医疗物资出口大增的支撑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期积压订单的赶工与交货。

“红利窗口”正在过去。换言之,3月以来经济在边际方向上出现改善,更多可以理解为从“冻结”状态向“正常”状态的“均值回归”过程。随着均值回归动能释放完毕,高温多雨窗口期开启,不排除数据环比再次走弱。环比改善速度最快的阶段可能也将过去。短期看,6月高频数据已经出现走弱迹象。例如,截至6月5日,螺纹钢库存下降至773.5万吨,较前一周下降29.2万吨,库存去化速度边际继续放缓。

低点已过,但似乎难有强反转。随着海外也进入以后复工过程,疫情冲击导致的数据低点大概率已经出现后,后续经济就算再度放缓,也不太可能重蹈2月的“覆辙”。不过,低点之后,这次的反转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原因在于三点。其一,与金融危机相比,疫情冲击虽然更加短暂,但幅度更大,直接冲击过后,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例如,原本在2019年底已经去化充分的库存在今年一季度重新累积,这可能对后续的产出或者价格产生拖累。其二,金融数据虽然已经开始扩张,但货币乘数始终低迷,地产未“松绑”,宽信用与以往周期相比“形”似而“神”不似。其三,同样是经历巨大的外生冲击之后的政策应对,如果比较2020年与2009年的基调,可以观察到明显的“思路转换”:相较于2009年仍留有“进攻”痕迹,2020年更重“防守”。从基建项目申报数据看,3-4月井喷后,5月又再度归于平淡。

图2:经济“解封”后,经历从供给端到需求端的逐步修复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02、仅由“危机式宽松”降为“正常宽松”,货币政策整体难转向

政策节奏对应疫情节奏。今年以来,货币政策节奏与全球疫情演化密切相关。疫情演化可以划分为“国内快速扩散”、“国内趋稳而海外未起”及“海外快速扩张”三个阶段;与之对应的是,“国内快速扩散”阶段的货币政策启动“再宽松”,以对冲国内经济停摆所造成的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快速下行;“国内趋稳而海外未起”阶段的市场利率形成相对稳态,DR007中枢处于2.00-2.10%之间;“海外快速扩张”阶段,宽松进入“危机模式”,以应对外部环境恶化对国内经济造成的“不可测”冲击,DR007中枢下降至2.00%以下并形成新的稳态。

从“危机式宽松”回归“正常宽松”。就现阶段而言,海外疫情未明确消退而国内经济活动已恢复常态,货币市场利率可以对标前期的“国内趋稳海外未起”阶段。一方面,要和“危机式宽松”说再见了。4月中旬以前,央行“增量减价”操作带有危机应对色彩,并非央行常态化操作选项。类似的情形在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已有先例。二季度内需探底回升,客观而言疫情直接冲击最大时间窗口已经过去,货币政策维持“危机模式”或许已经弊大于利。

另一方面,重启逆回购意味着回归“正常宽松”。在此前的危机模式下,DR001数次逼近利率走廊理论下限即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最终带动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而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作为利率走廊的“隐性下限”早已失效。从近期的情况看,央行选择重启并常态化逆回购操作,而非投放低成本且长期限流动性,体现货币政策已明确回归“正常宽松”。使用短期限且相对高成本的逆回购工具,有利于央行对资金面及货币市场利率精准调控:既可充分应对常态化出现的月内资金面波动压力,也可随时调控市场流动性总量避免资金面过度“泛滥”的状态。预计后续资金利率将经历从“利率走廊理论下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向“隐性下限”(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移动的重定价过程。

短债滚动压力大,政策暂时难以转向。值得一提的是,债券牛市虽然已经走了两年半,但信用长债始终没能发出来,这打破过往牛市尾端的既定规律。2018年以来,3年期以上信用债供给占比明显减少,1年期以内短债供给规模进一步缩短至半年以内,城投债与民企债均在此时出现长债融资难的现象。今年以来,全体上市公司短期债务(短期借款+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占比触及高点,且正在逼近70%。这对金融市场,尤其债券市场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事实上,信用短债对资金面及利率债走势具有极高的敏感性,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发行失败的概率将陡增。换而言之,融资短期化必须要求债市维持稳定,否则可能出现债市大跌与到期压力同时攀升的景象。

图3:对比三轮牛市,这一轮牛市发行结构偏向短端化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03、虽全球“大放水”,2020年中国无通胀压力

环顾全球,为对冲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各国央行都实施了不同程度的货币宽松。以美联储为例,3月15日正式祭出“降息+QE”组合拳,此后重启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使用过的多个流动性工具并进行创新,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截至6月10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飙升至7.2万亿美元,远高于前期高点4.5万亿美元。如此大规模的“放水”,不由引发一个担忧:会不会有通胀风险?

通胀的两面:“输入性”与“内生性”。关于通货膨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输入性通胀与内生性通胀。“输入性通胀”指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向国内市场的输入,通过原材料、产成品以及汇率等输入渠道。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小型开放经济体中,因为其对国际市场价格没有影响力,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波动。以新西兰为例,由于国家经济体量较小,工业体系并不发达,许多商品都依赖于进口。加之新西兰是一个贸易开放、资本自由的国家,本币币值并不稳定,就比较容易出现输入性通胀。对于中国而言,发生可能性较低。“内生性通胀”则相反,驱动因素来自内部,主要包括“货币驱动型”与“需求驱动型”,当然,这二者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因为货币可以刺激需求,需求进一步推动货币创造。

“宽松”未必有“宽松效果”。具体来说,经济运行按照“货币宽松-需求回暖-通胀上行”的顺序传导。但是这种传导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第一,货币未必能够有效地推动需求。因为单单依靠央行将基础货币投放出去并不足够,这些基础货币还需要通过金融体系进行派生创造,派生的效率越高,对需求的推动越大;若不然,央行“放”出去的钱只是沉淀在金融体系内部,并没有被企业与居民“花”出去,没有转化成投资与消费,自然也就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与通胀上行。而派生的效率既受到金融机构自身意愿的影响,又受到社会融资需求的影响,其中存在不确定性。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极端情况:当名义利率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甚至为零时,无论央行增加多少货币投放,企业与居民都不再有动力拿钱去投资与消费。此时,货币政策处于对经济与通胀都不起作用的状态,即“流动性陷阱”。

以美国与日本为例,可以理解为何这两个国家持续“放水”却未能推升通胀。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投放的基础货币已经增长了整整5倍,但同期,象征派生效率的指标——货币乘数从9.1下滑至3.5形成冲销,最终导致美国货币供应量M2仅增长1.3倍,CPI得以保持在2%附近。同样地,尽管2008年以来日本央行的基础货币发行也增长了5倍,但由于货币乘数的大幅下滑,M2仅增长不到0.5倍,CPI长期保持在0%附近,甚至连续跌入负值。也就是说,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央行“放水”(基础货币)增加被“水流速度”(货币乘数)放缓所冲销,无法创造出足以推动通胀上行的“总水量”(货币供应量)。相比通货膨胀,这些经济体更经常担心的反而是通胀低迷。

有“宽松效果”也需要时间。第二,即使货币能够推动需求,二者之间也存在时滞。与欧美日相比,中国的货币政策仍是相对有效的。主要因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增长速度仍然较高,没有进入需求严重不足的状态;2012年以后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调低,货币乘数其实在持续走高;名义利率仍然较高,距零利率仍有相当一段距离,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困局;中央政府与地方融资平台,通过基建等逆周期调节工具,吸收了大规模的信用派生。

虽然经历2008年以来的几轮加杠杆过程,政府部门对信用的吸纳能力已经有所下降,但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总之,货币放松仍能够刺激内需回暖与通胀上行,只不过从历史数据来看,M2增速领先CPI增速一年左右,若现阶段M2持续走高,可能会导致2021年的通胀压力,2020年并无通胀压力。

图4:货币领先通胀一年左右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04、外资难托底,中国固收市场仍“以我为主”

随着金融开放,外资行为在市场定价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以10年期国债活跃券“190015”为例:2月外资成交量在银行间市场占比为19.02%,仅次于证券公司(27.50%);且外资以“买入”操作为主,2月净买入132亿元,远超过其他参与主体。在当前中美利差持续走扩的背景下,外资会是债市的“托底”力量吗?

外资买债的历史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影响外资流入其债券市场的首要因素为资本管制,中国也并无不同,国内债券市场开放程度以及资本管制是影响外资配置的最重要因素。2010年8月,允许三类机构(境外央行、港澳清算行、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行)进入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拉开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序幕。此后外资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从最初的0配置增长至现在的2万亿,期间进出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历史上每一次的大规模流入、均与债券市场的开放密切相关。

具体来看:

2014年6月至2017年5月,外资进出频繁,但相对规模并未增长,人民币贬值预期是期间外资进出债市的最大影响因素。

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外资第一次大规模流入债市,主要得益于“债券通”出台对债市的进一步开放。最初的7、8月份,外资单月增持同业存单规模达到500亿元以上,体现了外资进场的热情程度。在此期间,外资增持券种以国债为主。

2019年5月至今,外资第二次大规模流入债市,主要是中国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带来的增量资金,加之中美利差持续走扩提高了国内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根据纳入指数安排,363只中国市场债券将在20个月内分阶段逐步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将有望为国内债市直接带来近1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月均带来百亿级别的资金增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外资大规模增持的过程中,国开债也成为外资大规模增持的券种之一。

外资持续流入,影响几何?截至2020年5月,中债登托管数据显示,境外机构持有国债规模占其托管国债总规模的9.1%,比2014年6月提升7个百分点,而境外机构持有全部券种规模更低,占比约3%。从增量资金规模来看,境外机构带来的国债增量资金占比最高不到0.7%,增量资金规模也较小。

未来倘若外资持续流入,会对国内利率带来多少利好?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外资持有韩国国债的历史经验,以期得到对我国债市外资流动的一些启发。外资持有韩国国债占比为15.9%,且该比值并不是历史峰值,在2011年9月比值一度达到17.7%,之后随着韩国与美国利差的缩窄持续回落,近期在15%左右波动。从外资持有韩国国债的历史来看,2007-2008年,外资在韩国国债市场上曾有快速的进出,单月增量甚至达到韩国存量国债市场的2%,在此期间韩国国债利率是否受到影响?

理论上,外资大规模流入带来边际供给达到2%的量,韩国国债收益率应该被快速压低。然而实际并非如此:2007年6月至2008年1月,外资大量流入韩国债券市场,持有韩国国债占比从3%上升至12%的阶段性高点。期间国债收益率并不如理论推测那般迅速下降,甚至在2007年12月外资边际增量达到1.9%的规模时还有一定上行。

2008年5月至2008年10月,外资又大量流出,持有韩国国债占比下降至8%。期间韩国国债收益率仅有小幅上行,且在9月份外资流出最为迅速的一个月,国债收益率还有小幅下行。

可见,目前外资持有中国债券规模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都偏低,利率运行仍“以我为主”。另外参考韩国市场,即使外资增量规模达到国债市场2%、存量规模达到10%以上的较高水平,其实仍难以对国债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或是重要的边际力量,但未能成为核心的定价因素。

图5:2002年以来,中美利差经历“倒挂、震荡、转正”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中债登,招商证券

05、利率趋势,筑底过程漫长而复杂

利率的趋势体现在“顶部下移”。长期看,以2013年为“分水岭”,中国利率运行大致经历了两个“逻辑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2年到2012年,利率波动和名义增速波动是相匹配的,名义增速往上走,利率就往上走,名义增速往下走,利率就往下走,很少出现方向或时间的持续偏离。2013年以后是第二个阶段,名义增速对利率的解释力度大幅削弱,在2013年和2016年,我们都观察到利率运行和名义增速“脱钩”甚至“背离”。我们将2013年以前作为利率的“需求驱动”阶段,名义增速(货币需求)是利率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而2013年之后是“供给驱动”阶段,相对于名义增速,货币政策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基于这样的划分,我们大致能够理解为何中国利率看起来缺乏趋势?原因是不同驱动逻辑之下的利率不能简单直接对比,如果我们分别观察“需求驱动”和“供给驱动”两个阶段中的利率,会发现顶部均呈现“渐次降低”的特征,斜率稳定在50-60bp。

图6:长期视角下的利率趋势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债市的周期规律。每隔三年左右,货币供需就会呈现一轮相似的“周期交错”。在一轮小周期开始时,或许是由于经济内生周期规律(库存周期),或许是由于一些外部的冲击(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2011年欧债危机),我们总会看到名义经济增速经历“L型”的“一竖”。显然,这种情况是政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经济周期下滑会首先带动货币周期扩张,央行态度最先发生转变。货币扩张之后,经历一段时间的传导,会带动信用周期扩张;信用扩张最终会起到“托底”作用,带动名义增速企稳。而一旦经济压力褪去,政策会重新转向紧缩,货币、信用纷纷转向,直到下一轮经济下行再度出现。

在小周期的前半段,由于经济周期向下(货币需求收缩),同时货币、信用周期向上(货币供给扩张),供求关系趋于改善,债券迎来“牛市”。在小周期的后半段,由于经济周期回暖(货币需求扩张),同时货币、信用周期向下(货币供给收缩),供求关系趋于恶化,债券落入“熊市”。

图7:债市周期规律

资料来源:Wind,招商证券

现在所处的位置。本轮牛市开始于2018年,期间经济两次“跳水”,先是受“去杠杆”的滞后影响,后是受疫情的意外冲击。下探的幅度已经显得足够充分,从周期视角看,时间变得对市场越来越“不利”。不过,按照前述“顶部下移”的规律,未来利率可能再难回到3.5%以上。此外,由于本轮经济下行以来信用并未出现过完整的扩张过程(以往周期均有),利率筑底过程可能会变得漫长而复杂。

声明:证券时报力求信息真实、准确,文章提及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实质性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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