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资本市场三个十年，跨越全球资本市场百年。从零而始成长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中国资本市场以无以伦比的发展速度，助推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资源配置与分配方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20年正值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全景整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重要的珍贵历史影像，隆重推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专题片——《中国资本力量》。专题片通过主要亲历者的倾情讲述，再现历史转折重要关头的思考与抉择。

30年前，中国资本市场从零而始：股份制改革破题，创立深沪交易所，成立中国证监会……回首来路，有泪有笑，记忆洪荒。

30年后，中国已拥有了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超过4000家，总市值超过70万亿元。短短30年，写就了一部蔚为壮观的发展史诗。

从懵懂起步，我们体验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欣喜，也面临过“8·10”事件的恐慌。30年激荡岁月，我们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探索与成长，也目睹了上市公司的兴衰与沉浮。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筹建的亲历者，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原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等讲述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每一次深刻变革关键节点的历史故事，再现重要关头的《洪荒记忆》。

股份制经济萌生

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八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在神州大地全面展开，如何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成为燃眉之急，其核心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一些小型国有和集体企业也开始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股份制尝试，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企业股份制改革这一新形式上，最初的股票开始出现。

1983年7月，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在《深圳特区报》刊登招股公告，以县财政为担保，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募资1300万元。“深宝安”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

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社会上，乃至于部分高层决策者，对股份制改革反对的多，赞同的少。

“我们去汇报股份制改革，那些老部长们都说，搞股份制都是私有化的，你为什么不拿亏损企业上市？你们这明显的就是不符合社会主义。”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说。

股票交易市场建立

改革开放的热土深圳，股份制改革如火如荼开展，并率先配套了文件。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发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有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办法》，这是国内第一份由地方政府出台的国企股份化文件。

“我就主张搞股份制，而且我认为股份制不仅是企业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包括企业领导制度，当时厂长大还是书记大，这问题解决不了。搞股份制以后，由董事会决策，董事长是企业主要的负责人了，搞股份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深圳体改委原主任、深交所原副理事长徐景安说。

1986年后，随着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放开，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一些大型国营企业纷纷进行股份制试点，半公开或公开发行股票，股票的一级市场开始出现。

这一时期股票一般按票面价值发行，且保本、保息、保分红，到期偿还，具有一定债券的特性，发行对象多为内部职工和地方公众。发行方式多为自办发行，没有承销商。

“1986年我们出现了自发的二级市场，像沈阳就自发的出现了个二级市场，柜台交易，沈阳信托投资公司。”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

随着证券发行和投资者队伍的扩大，股票流通问题集中出现，股票交易的需求急剧上升。

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高西庆在口述史中提及：“我们当时觉得很兴奋，觉得真的有这个可能性，所以大家商量了两三天，那几天就基本上不睡觉，白天还得去事务所干活，晚上回来就商量这个。从1987年的11月、12月开始，我们就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他们（美国）的资本市场。”

与此同时，深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充满曲折。

时任深圳市副市长张鸿义用邓小平的话来形容（深交所）整个筹备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心里都没有底。”

以深圳为例，从“深圳证券交易所”到“深圳证券市场”，再到“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终回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光是深交所的名称，反复修改了四次才确定下来。

历经艰辛，1990年12月，深沪两座交易所相继成立开业。标志着新中国的资本市场正式拉开了序幕。

1991年底，深交所共有6只上市股票，15家会员；上交所共有8只上市股票，25家会员。1991年4月4日深交所以前一天为基期100点，开始发布深证综合指数。同年7月15日，上交所以1990年12月19日为基期100点，开始发布上证综合指数。

南方谈话解放思想

尽管证券流通市场和交易所已经诞生，但“姓资姓社”的争论依然存在，杂音缭绕在初试啼声的中国资本市场。

“在改革路上，遇到的矛盾最尖锐、最敏感的领域，就是金融领域，而且主要是资本主义领域，涉及到股份制，谁的问题，涉及到能不能买卖，建立资本市场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这个特征怎么解释的问题。”刘鸿儒如是说。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1月，已经88岁的邓小平南下广东，在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对股票市场的发展他这样说到：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南方谈话也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篇章，其中的理论精髓，不仅当时而且现在乃至今后，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南方谈话清晰地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也给民营经济的发展开拓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新股发行失序成“8·10”事件导火索

1992年初期，一种叫“股票认购证”的新鲜玩意开始流行起来。

同年8月10日，深圳“1992股票认购证”第四次摇号。当时预发认购表500万张，每人凭身份证可购表10张。

成千上万的人顶着烈日抢购，由于秩序混乱，众男女只好前胸紧贴后背，一个紧抱一个。但不到半天的时间，由于认购表不足，有的网点开始发售几小时后即告售罄，参与抢购的人们难以置信。

一名专程从江西赶来的小伙子在发售前半小时被挤出队列，他手上揣着身份证和钱，绝望地喊道：“我排了两天两夜的队啊……”这位江西小伙错愕的表情也被媒体定格，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经典的历史表情之一。

领到表格的仅有前面几十人，这导致没有买到抽签表的群众气愤异常。傍晚，数千名没有买到抽签表的股民在深南中路聚集，打出反腐败和要求公平的标语，并影响了市政府和人民银行周边的正常交通。

张鸿义后来回忆道，“很多人拥堵在市政府门口，要买认购表。主要因为他们排了不止一两天，两三天队，买不到认购表，失去了发财的机会，肯定是不满意了，又看到有些工作人员拿着一沓表走，就开始愤怒，对银行有意见，对政府有意见了。”

当天下午六七点左右，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时任深圳市市长郑良玉正在迎宾馆接待时任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一接到汇报后，他们就急忙赶回市政府大楼。但当他们赶到市政府前的岗亭时，情况已经很紧迫。

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李灏当即拟了四项决定：第一，一定要惩治腐败；第二，规劝市民不可冲击市政府；第三，决定再发售500万份抽签表；第四，明天还在原来地点购买。

8月10日晚11时，深圳市长助理出面，见了请愿者，宣布了市政府的五项通告，决定再增发500万张认购表以缓解购买压力。

8月11日下午2时，新增发的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兑换券开始发售，次日全部售完，秩序良好。

这就是证券市场著名的“8·10”事件。

4个月后，“8·10”事件水落石出，舞弊者被清查出来。共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最后被公开处理的“罪大恶极”的有9人，其中7人是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

李灏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到：“重大的决策一定要慎重，不能凭老经验，不能搞老一套的做法，对深圳和中国的股市来说‘8·10’可能是痛苦的记忆。中国市场的发展难免有曲折，但是发生了积极改进就好。”

监管机构和法律诞生

“810”事件发生的背后是全国证券交易缺乏统一监管，随着市场交易扩大至全国，资本跨区域流动，地方政府管理交易所的模式存在局限性。这促使决策层加紧改革步伐，下决心建立全国性监管体系。

1992年10月12日，“8·10”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监管框架。

中国证监会设立后，推动了一系列证券期货市场法规和法章的建设。

1993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股票发行、交易及上市公司收购等活动予以规范；1993年6月颁布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规定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和标准。

1993年8月发布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和1996年10月颁布的《关于严禁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通知》，对禁止性的交易行为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以打击违法交易活动。

此外，监管机构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证券公司业务的管理办法。1994年7月，《公司法》正式颁布；1998年12月《证券法》正式颁布。上述法律法规和规章的颁布实施使资本市场的发展走上规范化轨道，为有关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从股份制改革破题，到建立股票交易市场；从南方谈话解放思想，到“8·10事件”爆发，催生全国统一的监管框架成立和法律诞生。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逐步规范。其间，凝聚着千万人的艰辛付出，寄托着千万人的殷切期待。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回首来路，记忆洪荒，令人感慨，更使人振奋。面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资本市场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将在改革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