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和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下，全球产业链遭受深度冲击，投资和贸易陷入恶性循环，各国经济面临严峻的衰退风险。面对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巨大挑战，进一步推动建立开放、合作、融通的全球协同机制至关重要。

为深入研判疫情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把脉新经济发展机遇，力争变局中开新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联合上海市黄浦区政府及各组委会成员机构召开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多位重量级嘉宾到场，就金融科技发展、金融监管等热点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
牢牢抓住数字金融发展新机遇

提及数字经济，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看来，当前好风正劲、表现抢眼。现在，不仅数据要素成了激活实体经济的源动力，数字创新成为产业升级的助推器，数字合作更成为了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范一飞表示，数字金融与数字经济共生共荣，就如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数字经济是肌体，数字金融是血脉。在数字经济蓬勃兴起的今天，数字技术潜能全面迸发，广泛渗透到金融各领域，推动金融业态发生深刻变革，赋能金融数字化转型迈入新阶段，金融发展迎来历史机遇期。“不仅新格局呼唤高质量金融发展；新经济催生数字化融资模式；新需求驱动多元化金融服务；新技术更促进了智能化金融创新”。

在他看来，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新时代赋予金融业的光荣使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健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通过推动数字金融扎根实体经济；全面加快金融数字化转型步伐；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统筹布局新基建金融工作等，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

实际上，范一飞认为，金融业既要高质量推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强化对新基建的金融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部门除了积极建设设施先进、信息广聚、服务高效的金融数据中心，加快优化金融业灾备布局体系，稳妥推动传统技术架构向开放型、分布式方向转型升级，为金融服务筑牢“数字底座”外。还需要围绕新基建资金需求优化信贷模式，通过债权股权、供应链金融、“融智+融资”等方式丰富资本市场工具，延伸服务新基建的业务链条，有效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新基建。

肖钢：数字金融监管要坚持风险和技术“双导向”

在原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肖钢看来，数字金融即金融科技，是通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造或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等，以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

“而当前数字金融创新发展给监管带来六大新挑战”。他说。具体是：一是部分新业态、新模式在功能和法律界定上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难以划拨到已有业务类型、纳入现有监管框架；

二是金融机构全面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成为支撑经济金融发展新的技术底盘，以风险为导向的传统监管指标适配性下降；

三是金融与科技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广泛深入，需要更加公平开放的监管理念和更加有效的跨机构监管协同；

四是数字支付带动新型全球支付网络加速发展，数字货币催化全球支付基础设施的竞争性重构，数字金融监管亟需更加广泛的国际协同与合作；

五是数据开放共享与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新常态，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跨境治理等成为金融监管需关注的重点问题；

六，行业创新日新月异，传统监管工具的局限性更加凸显，亟需加快数字化监管能力建设，发展新型监管工具。

在这样的情况下，肖钢认为，若要进一步加强数字金融监管，需要从四点思路出发：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完善金融业务监管体系、培养壮大金融创新人才队伍、大力运用监管科技。

此外，还要建立一套适配、有效的创新型数字金融监管框架，需要在原有监管框架基础上，形成“双导向、三支柱、多元共治”的新体系。在传统监管注重‘大而不能倒’风险的同时，关注了小而分散的长尾风险。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
产业互联网金融是金融科技发展的下一个蓝海

在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看来，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传统金融业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毕竟，数字化平台拥有的“五全信息”基因具有强大的颠覆性作用。

然而，就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一系列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下，黄奇帆认为，未来产业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前景巨大。

毕竟产业互联网金融以企业为用户、以生产经营活动为场景提供数字金融服务，由于产业价值链更复杂、链条更长，目前数字化的比例仍然很低，产业互联网金融是金融科技发展的下一个蓝海。

特别是目前，产业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关键节点正逐步打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黄奇帆认为，数字化平台与金融机构，应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在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筹、调度，降低产业链、供应链的物流成本的同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金融业务的工作效率。另外，由于全产业链、全流程、全场景的信息传递功能，还可降低金融运行成本和风险，既可实现数字公司和金融业务的资源优化配置，还可产生优化红利。

据了解，相比数字平台，金融企业还存在包括低成本融资的优势、企业信用判断优势、资本规模优势以及社会信用优势等。

“基于上述分析，数字化平台与专业的金融企业的合作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这是最好的发展模式。”黄奇帆强调，无论金融科技还是科技金融业务的发展，最终都是要让各方受益，要降低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授信成本。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
金融业务应按照业务属性纳入金融监管范畴，没有法外之地 

在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尚福林看来，金融科技本质上是一种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活动，无论其名字是什么，本质上仍是金融创新的一种，不能违背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而前段时间的网络借贷、虚拟货币交易等活动，在尚福林看来，很多就是披上了“金融科技”外衣的金融乱象，需要坚决加以整治。

但考虑到数字信息传播速度快、关联广、影响大，依靠现场检查或者非现场监管报表人工分析研判的传统风险防范模式越来越难以应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尚福林认为，有必要通过完善监管框架、创新技术手段、加强人员培训、加强协调合作等，加快金融监管科技步伐。

他说：“从事金融业务就应当按照业务属性纳入金融监管范畴，没有法外之地。”

同时，考虑到数字化条件下，相比传统金融风险，金融风险防控的技术手段、重点环节都有所变化。尚福林认为：一是要提升技术可靠性；二是要关注数据标准与数据安全；三是要注重防范风险；四是要建设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