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深圳吃饭，我和一帮朋友热议中国的人口政策改革问题，“三孩”成了关键词。

鼓励　“生三孩”，已经有了全民共识，可是如何落到实处呢？有的地方，开始报销“生三孩”的医疗费用，这点费用真的不够有吸引力；有的地方，允许“生三孩”的爸爸休“产假”，可是产假成本谁来负担？除了“在编”的人员有编制保障，其他人还不是中小企业、私人企业自己消化？这就有可能误导大家都去“纳编”，都去吃“国家粮”，而不愿去私企就业、去自己创业了。

怎么样才能让年轻人愿意结婚、愿意早结婚、愿意生孩子、愿意生了二孩还生三孩？我们在饭桌上反复辩论，有这么一点发现：经济效率越高的社会，人们越不愿意生孩子。农业社会，家庭收入并不丰裕，但是人们相信多子多福，愿意生育。伊斯兰教国家，不太重视经济效率，社会资源按照人头分配，生育率也很高。只有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不论是新教伦理国家，还是儒家传统地区，生育率都不高。日本老龄化很严重，韩国更严重，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生育率下降得更快的可能是中国。深圳是最先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城市，也是中国内地房价上升最快，生活成本、生育成本上升最快的城市。解铃还须系铃人，深圳人应该带头想出办法来解决当前生育意愿低下的问题。

我们在饭桌上想出的解决办法，思路趋于一致：既然生育意愿低是经济效率导致的，那就只有用效率经济的办法来提升生育意愿。

经过一番讨论，我们的具体建议也趋于一致了：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不分学历高低、不分体制内外，凡是中国公民，从政策公布之日起，生育第一孩，国家资助人民币10万元，直接给到母亲账户；生育第二孩，国家资助人民币20万元，直接给到母亲账户；生育第三孩，国家资助30万元，直接给到母亲账户。

有人说，第一孩是义务，不应该资助。但是深圳饭桌上的讨论认为：现在年轻人根本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不结婚、不生育就没有第一孩，没有第一孩，就没有第二孩、第三孩，所以必须资助第一孩，鼓励年轻人结婚、早结婚、早生育。第一孩就有资助，还怕第二孩、第三孩没有资助吗？为了树立国家鼓励生育的信誉，也应该资助第一孩。

有人问，为什么第二孩、第三孩资助翻倍？深圳饭桌上的讨论结果是：年轻人觉得生一孩就算是完成了任务，也满足了当父母的心愿，再生二孩、三孩，太辛苦，太麻烦。为了减轻年轻人的辛苦、麻烦，那就应该加倍资助。为了消除只生一胎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后续问题，更是要提高国家资助力度。只有生育二胎、三胎，家庭才会稳固，被商品经济冲得七零八落的“人类家庭”传统才能回得来。

又有人问，为什么资助的钱要给到孩子母亲账户？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母亲更愿意把钱花在孩子身上、花在家庭建设上。另一个考量，详见我的《41岁，深圳不惑》。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很多来深圳打工赚钱的都是花季女孩，她们的人数是在深圳的男孩子数量的7倍以上，她们赚的钱，没有喝酒、赌博，而是主要用于补贴家用，为改善社会经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经验表明，把钱交给年轻的妈妈们，比交给大手大脚的年轻爸爸，更靠谱。

还有人问，一次性资助10万、20万、30万，深圳真有钱啊，国家哪有这个钱？深圳饭桌上的讨论意见是：对于有钱人来说，10万、100万不是事，影响他们生育意愿的不是钱的问题。10万、20万，对于深圳人的房价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对于补贴深圳人的生活成本，影响不大，但是对于内地中西部农村地区、小镇青年、县域家庭来说，10万、20万、30万是一笔足以打动人心的有诚意的政府鼓励金。1000万左右一孩家庭，合计金额1万亿；500万左右二孩家庭，合计金额1万亿；300万左右三孩家庭，合计金额1万亿，总计每年3万亿，不超过国家货币刺激额度。这三万亿直接给到普通家庭，主要给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家庭，可以解决两个天大的难题：第一，普通家庭消费力不足导致的中国内需乏力的问题解决了，经济集中度提高导致贫富分化99%的人缺钱消费1%的人缺投资机会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不用再担心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会成为“无人区”了。

这项深圳饭桌上聊出来“三胎”政策建议，对于深圳人未必很友好，对于解决中国难题却可能非常有效，只是有效期多长，还不清楚，有待实践检验———如果能够付诸实践的话。

（作者老亨　系深港城市研究专家）